这一轮新股发行改革最终将会如何进行，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？4月19日，在由凤凰网财经频道和证券日报联合主办的新股发行新政研讨会上，机构人士、专家学者和个人投资者就此发表了意见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等与会。
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，新股发行制度应该一分为二去看待，包括新股发行、分红、退市等。本次改革的目的就是制止“三高”发行、新股首日暴涨等问题，并且加大了关于信披问题的惩罚力度，不仅包括上市公司，还有机构、中介，这对于新股发行公开、透明有非常大的作用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“证监会的职责主要应是监督市场，调查新股是否造假上市，如果发现问题，就去处罚，证监会应该从一票决定权转变为一票否决权。”曹凤岐表示。
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认为，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培养出像浑水那样的公司，因为它确实起到了使信息对称的作用。她强调新股改革不是审不审的问题，此次引入“存量发行”概念也并不会起到预期的作用。
她同时称，新股发行改革不应该从简单的供求关系入手，而关键是要让投资者意识到炒新股存在风险。“打新”并非稳赚不赔的买卖，通过风险来约束投资者的投机行为。
长城证券公司尹中余提出证券市场改革路线的四步路线图，即第一步要恢复市场基本理性；第二步尽快把再融资和资产重组放开；第三步是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，最后一步才是解决新三板、老三板改革等问题。
博时基金零售业务总经理田昆建议专门建立一个“打新”的公募基金，投资到一级市场，对上市公司严密调研，进行信息披露调查，如在信息披露上出现了问题，代表中小投资者去打官司。他认为，制止“三高”有一个问题，高价发行中间得利，把“三高”变成了“三低”，“投资者去‘炒新’了，但是中小投资者还是得不到利益。”
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认为，中国股市要加强文化建设，不能简单说二级市场炒作是因为散户推高了市场价格，有的机构躲在个人帐户背后操纵价格，不能把责任推到散户身上。
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认为，我们股市供求关系上只是发行很少的股份，经过审核保证质量，执法不严，而且发行制度本身也不是真正市场化的做法。
财经评论员侯宁表示，此次新股改革属于技术层面，有些条例和公司法明显冲突。他认为中国股市最大弊端就是很难退市。
监管层应坚持限制发行市盈率思路
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
■本报记者曹蓓
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在4月19日举办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论坛上指出，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征求意见稿，更多的是技术性的改革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制止三高发行，即高发行价、高市盈率、高超募。其中，他强调，限制发行市盈率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，是一种倒退，而是监管层应该坚持的思路。
曹凤岐指出，此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总体来说是应该肯定的。
此次改革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制止三高发行，即高发行价、高市盈率、高超募。
“从制止首日暴涨的目的来看，这个指导意见有两个亮点。第一个亮点就是非常强调信息披露，而且加大了关于信息披露问题的一些惩罚力度，不仅包括上市公司，也包括证券机构、中介服务机构，这对于新股发行公开、透明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作用，所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。第二个值得肯定的就是，对询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。询价机制完善主要在于扩大了询价的范围，包括了吸收有经验的个人投资者，不管它的结构怎么样，也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肯定比原来要进步得多。个人投资者有了一定的话语权，会使得投资者结构得到平衡，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当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。”他指出。
而针对市场上很多人提出的“限制发行市盈率是一种倒退”的观点，曹凤岐认为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，限制发行市盈率正是监管层应该坚持的思路。
他认为，首先，和过去限制市盈率不同的是，我们现在要提供的是指导性、参考性的意见。其次，以前我们限制市盈率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三高的现象。在所有的发行环节都没有放开情况下只放开发行量，只要上市就能得到一大块资源，所以上市公司肯定会推高发行价，中介机构肯定也会将发行价推高，以便得到高费用。因此，必须考虑市盈率问题。在现阶段的情况下，由于不是完全市场化，限制一定的市盈率也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措施，但是确实会对限制三高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曹凤岐强调：“总体来说，限制发行市盈率不是倒退而是实事求是的表现，尽管很多人反对，但是希望证监会还要坚持这一点，如果不限制还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。”
新兴行业市盈率和成熟行业市盈率要区别对待
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公司总裁李万寿
■本报记者曹蓓
深圳创投总裁李万寿作为机构代表，强调在创新型企业的定价问题上，不应该依托传统某些行业的市盈率来定价，应明确规则定位，从而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。
李万寿强调，中国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型的经济，但是创新型企业有可能指标不好。市盈率的定价一是成长性；二是行业的地位，即是不是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比例或一定的市场份额；三是技术的含量；第四个创新的模式等等。
市盈率的定价和行业定价道理应该是相通的，如果一个企业的这些指标在行业中突出，那么这样的企业定价应该高于行业。如果创新型的企业依托传统某些行业的市盈率来定价，那么就会导致好的企业出逃。因此，关键是行业的市盈率怎样确定，用宽泛的规则还是细分的规则定位很关键，否则起不到创新的作用。
他还提出，目前，PE热潮逐步强化回归价值本质，实际上对PE投资生态是一个重大冲击。当市盈率下调的时候，很多PE在过去可以盈利，但现在无法盈利甚至亏损。当PE把整个市场对接市盈率下跌以后，市场空间已经很小了，会导致市场上的投资机构想早期退出。因此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机制，使得这种投资者的资金转过来再支持项目。
此外，他认为资本市场的中心还应该是机构投资者，机构投资者包括私募类证券基金，还有一些创投机构和一些公募机构，这样有利于市场良好的持续和投资理念的回归。
不管市场化还是行政化有效就行
财经评论员皮海洲
■本报记者朱宝琛
“新股发行到底要怎么改，首先应该是全面推进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。”职业投资者皮海洲认为。他同时表示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核心。不管是市场化措施还是行政化措施有好的效果就行。
皮海洲表示，股市的定位要从为融资服务改为为投资服务，从立法的角度保护投资者利益，打击造假上市行为。
对于市场化问题，皮海洲认为“不能盲目去做”，因为国情不同、发展阶段不同，市场化的程度也不同。他提出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，关键是通过改革来保护谁的利益，是保护机构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大小非的利益，还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“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核心。”
对于新股发行过程中产生的“三高”问题，他表示，“三高”问题是企业市场化的监管问题。同时，上市公司与询价机构之间形成了利益关系。而从新股炒作来看，也有上市公司的身影，因为通过炒新可以避免破发。
对于存量发行问题，皮海洲认为是“弊多利少”，因此应该解决的是大小非的问题。他同时认为，要让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都有机会、都能按照自己的报价认购股份。而为了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参与到认购当中来，可以实行有限帐户，如个人投资者持股是否达到两万以上或者是达到五十万以上，每个帐户可以个人申购两千股、机构申购五万。
至于新股发行到底要怎么改，皮海洲认为如果法律修改跟不上去，IPO改革根本没有办法推进。
他同时称，新股发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控股股东占股份太多，建议可以将一些中小企业首发比率提到50%左右。
投资者可通过公募基金分享新股“蛋糕”
博时基金零售业务总经理田昆
■本报记者朱宝琛
博时基金零售业务总经理田昆表示，要让机构投资者或公募基金能够作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代表，去分享新股收益的“大蛋糕”。
他认为，公募基金可以推出专门针对“打新”的基金产品，并进入一级市场，参与网下配售，进行价值投资、对上市公司进行严密的调研、对信息披露进行调查，甚至当信息披露出现问题时代表中小投资者去打官司。
“通过公募基金来分享这个‘蛋糕’，我觉得是可能的。”田昆表示。
他坦言“做好投资者教育很难”。对此，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：你站在北京站的十字路口，看有多少人在闯红灯，有多少戴着小黄帽的协警在帮助交警以防止意外发生，就知道投资者教育有多难了。
对于新股发行过程中的“三高”问题，田昆表示，虽然各方面都在制止，但是目前还是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高价发行中间得利。即使现在把“三高”制止成了“三低”，投资者去“炒新”了，但是中小投资者还是得不到利益。
此外，他提出，现在比新股发行改革还现实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大量超募的问题如何去解决，以及这些资金如何运用。
资本市场改革应四步走
长城证券公司尹中余
■本报记者曹蓓
资本市场人士尹中余在4月19日举办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论坛上指出，证券市场改革要分四步走，首先就是要恢复市场的基本理性，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退市制度。
尹中余提出了证券市场改革的路线图，总共分为四步。第一步要恢复市场的基本理性，机构投资者能够自觉以价值投资作为自己的投资理念。要恢复理性首先就是要强化退市，其次就是要遏制借壳冲动。第二步是要进行再融资和资产重组的市场化改革。再融资和资产重组要放开，尤其是资产重组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所谓资产重组，是以产业重组，而不是以借壳重组，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是两个方向。
第三步是进行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，然后才进行新三板、老三板的改革。新三板要尽快推出，因为有无数的小微企业处境都很困难。
第四步才是建设场外市场。
我国股市处罚力度太轻
财经评论员侯宁
■本报记者朱宝琛
财经评论员侯宁表示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股市的处罚力度太轻，而这也是我国股市存在的最大的弊端。而另一大弊端就是退市制度不完善。
他同时指出，信用问题是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最大问题，这在股市中表现得最明显。
与此同时，他指出，郭树清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，开始对中国的股市“动手术”了。但这次新股改革还是停留在技术层面，有些方面和公司法有冲突。
再造资本文化还原理性市场
■董少鹏
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要按照阶段性特别和市场的条件来看待改革。在改革的过程中，很多机制不到位缘于资本文化不到位。因此，营造一种健康的资本文化，还原一个理性的市场，变得极为重要。
大家对新股发行定价存在诸多不满，对某些不规范，或者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也深恶痛绝。但是需要强调的是，新股发行改革也是一个资本文化再造的过程。而发达市场由于资本文化相对成熟，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发行、交易和并购。所以，我国资本市场很多机制还不到位，根本上缘于文化不到位。
对于制度的改革，应该按照阶段性，历史条件和市场条件来看。中国的股市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达到完全市场化，文化很要紧。讨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，还是要聚焦怎么审核，审核什么事项等问题。
这次征求意见稿里涉及到文化、投资者教育，表述如下：“需要逐步改变目前存在的以送礼祝贺的心态参与报价，以分享胜利果实的心态参与认购，以赌博中彩的心态参与炒作等等不良的心态。”按照常规，意见稿里不会写这些内容，所以这显然说明证监会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。发行者、承销商保荐人、机构投资者作为询价的主体，也应该有所规范，对于市场中浮躁的情绪要有一定的责任感。应该慎重评价二级市场炒作，总是说散户推高了市场的价格，但是有的机构躲在个人帐户背后操作价格，所以简单认为是散户主动推高价格，把责任都落在散户身上，应该不是真实的情况。
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，有些不能都归咎于资本市场，也不能都归咎于监管部门或投资者。我们国家处于社会变革的进程，资本市场作为打前站的一个领域，必然把社会一些矛盾和问题放大体现。不过反过来看，也说明资本市场如果能够改得好、改得稳，对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推动。(本版照片提供：朱宝琛